美高梅官方网站 ,当梅光迪等还在哈佛拜白璧德为师的时候,胡适等“哥大帮”已经在国内展开了思想启蒙和白话文运动,抢得了思想市场的先机。梅光迪、吴宓等决意回国,与胡适等人决战。于是,二十年代的思想界,呈现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白璧德式的古典人文主义与近代人道主义有区别)的三大阵营。这三种主义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将世界视为物理学的机械世界,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征服世界的主体。浪漫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体,而人是有情感和意志、有能动创造性的主体。学衡派所秉持的古典人文主义更愿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着自然法则的世界,人与世界是和谐的,人要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与人的内心法则是一致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需要平衡与和谐。

  不知道陈先生说起这段话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十余年前他在哈佛留学的那种自由松散却交往频繁的共同体生活?相对于留学史对纽约留学生群体、留日学生的研究,对于晚清民国在波士顿留学的这个中国学生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但若我们回首100年前的那一群风云际会而聚集在哈佛的这些中国学子时,不由得不产生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的感慨。吴宓在日记里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团体“七星诗社”来命名他穿梭其中的这个学术和文化共同体(指当时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及吴宓),也真可谓名副其实,虽然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有点前引胡适诗句里的天纵英才之自况味。这还不包括在其前后的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从吴宓日记可见,这群新文化运动前后来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他们常常在吴宓和汤用彤居住的学生宿舍威尔德楼(WeldHall)51号房间聚会漫谈,吴宓也时常去陈寅恪居住的神学楼(DivinityHall)谈学论道。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陈寅恪早年纵论中西文化伦理之别的思想,也常常一同去查尔斯河边漫步,步行去波士顿逛旧书店,以至于陈寅恪、汤用彤对旧书的行情了若指掌,并规劝吴宓尽可能多购英文书籍以备归国后教研之需。逛书店、漫谈之后,这群中国学生也常常去波士顿唐人街的醉香楼聚餐。吴宓好学,且对新结识的陈寅恪、汤用彤十分推崇,请陈教其梵文,而汤教其佛学,真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一生知己相守望。多年后,当在哈佛担任中文教席的赵元任答应张彭春回清华办研究院,而推荐其时已经去柏林留学的陈寅恪来接任时,陈寅恪在回信中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一代宗师,如此幽默!

所谓的“哥大帮”,乃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相当一部分受到杜威影响的中国留美学人。据统计,现代中国265位教育家中142位是“海归”,其中有34位出自哥大,包括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张彭春、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任鸿隽、杨振声、朱经农、查良钊、杨荫榆、杨亮功、廖世承、陈鹤琴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后来转入人文,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胡适曾经总结过西学的三大优点:一是归纳的理论,二是历史的眼光,三是进化的观念。因此,“哥大帮”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以崇拜科学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者。

那群新文化运动前后到来哈工业余大学学的炎黄留学子,白璧德将近代启蒙观念便是科学的人道主义。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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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俞大维、梅光迪等中国学子在哈佛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学业成绩却非常优秀,以至于1921年2月17日,兰曼教授给当时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罗威尔(AbbottLawrenceLowell)写信提及陈寅恪:“我目前有两名格外优秀的学生——来自上海的陈(寅恪),以及来自‘北都’(或者大家所知的北京)的汤用彤。他们对我十分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充实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二人将会引领未来之发展,并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影响。”陈寅恪的表兄俞大维在哈佛发现了研习梵文、巴利文的印度语文学教授兰曼,并介绍给陈寅恪、汤用彤等,而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则在哈佛发现了对中国古典心怀敬意的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并推荐给了吴宓,吴宓又将他一见如故极为尊崇的白璧德教授介绍给了陈寅恪和汤用彤。后来林语堂、梁实秋等新文学代表人物也结识了白璧德,同样深受影响。这些哈佛的名教授对这群勤奋而有天分的中国学子刮目相看,关怀备至。1920年初波士顿流行性感冒肆虐,竺可桢、吴宓、陈寅恪相继病倒住院。兰曼教授多次去医院探访,并且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已出院的陈寅恪之住所探视。冰天雪地里的寻访,惺惺相惜的牵挂,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哈佛帮”以哈佛的新人文主义学派白璧德教授为宗师。白璧德将近代启蒙思想视为科学的人道主义。西方自18世纪之后,就走上了背叛自己古典传统的道路,二者相互结合。这两种思潮带来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滥情主义和人的狂妄自大。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古老的轴心文明在近代的发扬光大,他对古希腊哲学、儒家文明和佛教怀有崇高的敬意,认为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现代人的心理疾病。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

  吴宓在1919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曾写道:“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诸学之藩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哈佛的这个群星闪耀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且志怀远大,不拘小节。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先后抵达剑桥市时,哈佛大学刚经历了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学院转型为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其后的A·劳伦斯·洛威尔继续引领该校的跨越式发展(1909-1933)。正可谓生不逢时(时值乱世),学其时矣(学于哈佛繁盛之时),并且风云际会,相互砥砺,彼此促进,援引名师,学有所宗,最终成就了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的哈佛时刻。

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主要分两大支,一支是理性主义,另一支是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对“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张灏教授所说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主要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哥大帮”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主要是留学德法的知识分子,比如张君劢、李璜等等。然而,主要出身于哈佛的学衡派正是对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这两种启蒙思潮的反弹,他们的立场是受到了白璧德影响的古典人文主义。

  这群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其时学业成绩之优异,以及之后对中国学术、文化、教育和社会之巨大贡献,都无愧于“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群知识人的大多数不以区分中西为心魔,亦不以新旧贴标签,养世界之眼光,涵广阔之态度,可谓形成了一种超越古今中西左右新旧之争的“古典的现代性”之态度,这或许也是哈佛对20世纪中国文化最深远也最珍贵的馈赠吧! 百年留学潮流,至今波涛浩瀚,可谓一个世纪的家国情怀,起伏跌宕,万千心事谁诉?而值这群留学生在哈佛留学百年之际,述往学,访遗踪,追怀往事,汲取心志,不亦其时乎?!

考察“哈佛帮”,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多不是出生和生长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读过书:梅光迪是宣城人,在安徽高等学堂求学;吴宓在陕西宏道书院读书,虽然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但受到同学的轻蔑;汤用彤和梁实秋少年时代都在北京长大读书,胡先骕在至南昌洪都中学堂读书。“哈佛帮”中的汤用彤、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张歆海等都出身士大夫家庭,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具有古典主义的情怀,吴宓、汤用彤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哈佛帮”中比较另类的是林语堂,因为他出身于福建漳州的基督教家庭,又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故与白璧德不合,后来对“哈佛帮”多有嘲笑:“哈佛毕业的,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

  1917年夏,留学美国七年的胡适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诵了荷马的诗句:“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这句话在其早年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胡适自己将之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远。时人及后人对留学生的褒贬不一,爱之誉为天神,恨之贬得一无是处。比如曾经游学日本、欧美十余年的陈寅恪先生在1932年拒绝参加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会议(可列名)时说过一段话:“中国近年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尤以留美学生为甚。互相攀援,为害于国家与人民者殊烈。间有少数,初发起者均甚好,及其发展,分子复杂,君子渐为小人所取代,最后将此会社变坏。结社之首要,在于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有此精神,始能团结巩固,成就事业,造福于民。”

早在民国年间,中国有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便远赴美国留学,而到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占了半数,那么“哈佛帮”和“哥大帮”有哪些思想差异呢?

  兰曼教授也曾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楢的信件中写道:“我时常希望我现在为来自远东的学生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小规模)成为你们勇敢的取经者事业的一种延续。陈先生(指陈寅恪,引者注)掌握的梵文和巴利文知识将会给予他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让他在20世纪得以继续卓越的法显(FaHien)在五世纪时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将忠实地将所学知识造福于他的祖国。”哈佛白璧德教授对中国这群弟子的影响与厚望更是众所皆知。吴宓在192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白璧德对他的嘱托:“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这些后来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以“中国文化托命者”自居,未尝没有当年留学哈佛时白璧德等教授的影响,而陈寅恪、汤用彤则更是以其之后浩瀚精深的学问,融合古今,会化中西,在不同的知识和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专研留美学生史的林伟兄的勘探,哈佛大学中文教席的设立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建,其背后都离不开哈佛的兰曼教授和伍兹教授的推动,而两位研究梵文等冷僻学问的名学者之所以对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而真诚的兴趣,则离不开他们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等给与的深刻印象。可以说,这群天才般群星璀璨的中国学生,以自身的好学、聪敏、卓见和高洁的品行赢得了哈佛教授的高度认可,进而也从深层次地推动了中美文化之间的信任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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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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