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

案情
被告崔某为一个体户,长期在外经商。2000年5月初被告返回家乡时发现原告房屋年久失修,且拥挤不堪,便主动提出愿捐款100万元为原告盖一栋小楼,但原告同时也必须为此投入一笔配套资金。原告当即表示同意。同年5月25日,原告又与被告协商确定资金到位时间和开工时间,被告提出其捐款将在9月底到位,在此之前请原告作好开工准备,包括准备必要的配套资金。
同年7月初原告开始将其原有5间平房拆除,并于7月底找到一家信用社贷款50万元,期限为1年。同年9月初,原告找到被告催要捐款,被告提出因其生意亏本暂时无力捐款。原告提出可减少捐款,但被告表示仅能捐出数万元。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诺言,否则赔偿原告遭受的全部损失。被告辩称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他没有义务必须捐款,至于原告遭受的损失是由于其自己原因造成的,他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关于双方是否已成立合同关系,被告是否负有交付100万元捐款的义务的问题,在法院存在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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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因没达成书面协议,所以赠与合同根本未成立,原告听信被告轻率的许诺而拆房借款,由此遭受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双方没有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但双方已经多次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应认为捐款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捐款,如不捐款,则应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
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捐款合同没有成立,但被告明知自己无力捐出100万元,故意欺骗原告,其行为已构成欺诈,被告应对其欺诈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作者观点
首先需讨论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所谓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做出无偿地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赠与合同在性质上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对此我国民法界历来有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赠与合同即宣告成立。如果双方达成赠与的合意以后,赠与人可以不受合同拘束,随时撤回赠与,必然会给受赠人造成损害。如果为诺成合同,则不论赠与物是否交付,违反合同就要承担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赠与合同在性质上为实践合同。这种观点认为赠与人仅作出愿意将其财产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赠与人实际地将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赠与合同才能生效。因为如果认为当事人双方达成赠与的合意,赠与人即负有到期交付赠与物的义务,一旦赠与人到期不能交付便构成违约,受赠人可以要求法院强制赠与人交付赠与物,则对赠与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只有将赠与合同作为实践合同对待,才有利于保护赠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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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种观点均不无道理,比较而言,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一方面,赠与合同乃是一种单务的、无偿的合同,即赠与人仅单方面承担移转财产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并不需要履行一定义务,更不需付出相应的对价。如果认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使赠与人在达成协议时起承担赠与义务,一旦赠与人不能交付赠与物即要强制赠与人交付,对赠与人来讲未免过于苛刻,同时必然混淆了赠与和一般具有交换内容的合同的区别。另一方面,如果双方达成赠与合意以后,赠与人撤回其赠与而使受赠人遭受损害,尽管受赠人不能依据合同获得补偿,但并非不能得到补偿,他完全可依据缔约过失来得到补偿。尤其应当看到,我国司法实践历来承认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该规定在适用中是行之有效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赠与合同自赠与人实践交付赠与物是成立是比较妥当的。
我国新《合同法》立法表述有所改变,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受赠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赠与物交付是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但规定受赠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享有撤销权,但这里的撤销是指对合同的撤销还是对缔约承诺的撤销,没有明文表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传统民法的实践合同说与诺成合同说的折衷,其立法宗旨也意在保护无偿赠与人的利益。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不妨可以将第186条解释为对承诺的撤回,则标的物交付前合同尚未成立,以和传统民法的实践合同说及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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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来看,被告曾于2000年5月初主动向原告提出愿捐款100万元为原告盖一栋小楼,但原告同时也必须为此投入一笔配套资金,同年5月25日,原告、被告又协商确定了资金到位时间和开工时间,被告提出其捐款将在9月底到位,在此之前请原告作好开工准备包括必要的配套资金。由此可见,双方已就赠与问题达成了合意,且该赠与为一种附负担的赠与,即被告如果赠与原告100万元,原告则应负有投入一笔配套资金的负担。然而由于双方仅仅只是就赠与问题达成了合意,被告并没有实际交付100万元。根据上述分析,可认为该赠与并没有实际成立或撤销了赠与,当然被告不应当承担任何合同上的义务。
我们说被告并不负有交付100万元的合同义务,并不是说被告可随意撤回其赠与的承诺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我国学者曾对赠与人是否可撤回赠与提出了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赠与合同即使已经成立,也应当允许赠与人撤回赠与。也有人认为口头的赠与合同可允许赠与人撤回,而在当事人订立了书面赠与合同时,当事人则不能撤回。我认为如果将赠与合同作为实践合同对待,则赠与合同只有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以后合同才能成立。如果赠与物已交付,赠与人实际上已不能要求撤回赠与的承诺,只能基于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制度要求撤销赠与合同,返还赠与物。如果赠与人尚未交付赠与物,赠与人可以撤回其赠与的承诺,不承担合同义务。但如果赠与人向受赠人作出赠与的允诺使受赠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因相信赠与合同将会有效成立而花费了一定费用,支付了一定代价,则赠与人在其撤回赠与的承诺后,给受赠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的,受赠人应有权根据缔约过失责任要求赠与人赔偿其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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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有所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有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民事责任。按契约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法律上的特别结合关系,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基本区别在于,此种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只有在合同未成立或者虽然已经成立,但因为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缔约人才承担缔约责任。若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则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致他方损害,就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当事人为缔结契约而接触磋商之际,已由一般普通关系进入特殊联系关系,相互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虽非以给付义务为内容,但依诚实信用原则产生先契约的附随义务。[1]尽管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结阶段,但当事人之间显然已经有某种订约上的联系,换言之,为缔结合同,一方实施了某种法律意义的行为,而另一方对此行为将产生合理信赖。若双方无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联系,无从表明双方之间具有缔约关系,尚未进入缔约过程,则因一方的过失而致他方损害,不能适用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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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来看,原告、被告双方虽然达成赠与的合意,但是因被告未实际交付100万元,因此双方仍然处于合同的订立阶段,原告、被告均未受到合同的拘束。但是双方显然已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联系,被告两次向原告作出正式允诺,愿捐款100万元,尤其是在5月25日,被告提出其捐款将在9月底到位,在此之前请原告作好开工准备,包括准备必要的配套资金。这些允诺足以使原告产生合理信赖,即信赖被告将会实际交付100万元。我们说原告产生合理信赖是指面对被告的这些允诺,他也会信赖被告将会实际交付赠与物。如果面对被告的允诺,只有原告因过于轻信才会产生上述信赖,则不能认为是一种合理信赖,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应以一个社会理性人的标准来认定。原告正是基于上述合理信赖而拆房借款,最后因被告资金未到位,蒙受了较大损失。
当然,原告仅证明被告的允诺使其产生了合理信赖,且因被告撤回允诺使其蒙受信赖利益的损失,仍然不能根据缔约上的过失请求赔偿,原告还必须证明被告作出允诺和撤回允诺是有过错的。我认为,从本案来看,被告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被告作出赠与100万元时,应仔细考虑其赠与能力,不能不顾自身财力而轻率允诺,尤其是他应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经营是有风险的,一旦亏损就有可能无足够的资金捐款。被告毫不考虑这些客观情况而盲目允诺,显然违背了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附随义务,因此具有缔约上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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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根据缔约上的过失请求赔偿的范围应为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的损失指一方因信赖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合同的不成立和无效的结果所蒙受的不利益。信赖利益的损失既包括因他方的缔约过失行为而致信赖人的直接财产的减少,如各种费用的支出;也包括信赖人的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信赖合同有效而失去某种应该得到的机会。当然,这些利益必须是在可以客观的预见的范围内。尤其应当指出,受到法律所保护的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而信赖利益的损失也必须是合理的支出和花费。在本案中,原告因被告撤回允诺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拆除原有的5间平房的损失及由于未建成房屋而租用房屋所蒙受的合理损失;二是向信用社贷款所应支付的利息,这些损失都可要求被告赔偿。但原告请求赔偿的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最高不得超过履行利益,即不得超过被告如果按合同规定履行时,原告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在本案中,履行利益是指被告允诺交付的100万元的捐款。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的立法均确认了信赖利益不得超越履行利益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第179条、英国《合同法重述》第333。我认为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作出此种限制是必要的。因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有时难以确定,如果在法律上不作限制会使赔偿范围漫无边际。而履行利益乃是在合同如期履行后当事人所获得的全部利益,保护此种利益足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通常情况下,用履行利益来限定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是合理的。但关于信赖利益赔偿范围应否受不得超过履行利益之限,宜就法规意旨,由法之整体目的加以观察判断。[2]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受害人所支出的费用损失远远超过了履行利益,而此种费用的支出又是必要的、合理的,为保护善意信赖人的利益,也有必要责令有过错的缔约方赔偿因其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第 7 页 注释: [1]
王泽鉴着:《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2]
参见林诚二着:《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由该法律可以知道,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它可以是个人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相互之间的赠与。那么赠与合同有哪些常见问题呢?本文以具体案例对赠与合同进行解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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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文  罗斌

王某和张某是对门邻居,王某开办有一个公司,生意大,经济条件好;张某是一名教师,教书育人,家庭收入一般。由于是邻居关系,在张某的精心辅导下,王某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由于双方所在的Z市交通日益拥堵,市民对机动车限购要求很高。张某为了在限购车辆政策出台之前也能够拥有一辆私家爱车,就向王某提出借款购车,王某因张某照顾其子的学习,就大方的表示可以把自己不常用的一部七成新小轿车赠与张某。王某和张某为慎重此事,特签订赠与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王某无偿赠与张某一辆小轿车,定于2014年8月30日前交付车辆和进行过户。

       [案例要旨]

【争议】

     
 缔约过失责任是德国学者耶林最早于1861年提出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债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作为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它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等情形,造成对方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作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补充,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法律设定缔约过失责任,旨在以法定责任形式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先契约义务的漏洞,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信原则,维持市场秩序的有序。

一、如果王某在交车以前反悔,张某还能得到约定的小轿车吗

       [案件简介]

二、如果王某在交车以后反悔,张某还能得到约定的小轿车吗

     
 原告乔某原系上海市南汇区浦东鸡良种场职工,当时该单位将一套建筑面积为55.11平方米的房屋分配给乔居住。2000年6月28日,乔某与被告金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将该房以4.4万元出售给被告。合同成立后,被告支付了部分房款3.4万元。2001年起该房屋市场价格不断上涨,期间被告多次催促原告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原告未予办理。2002年5月28日,房管部门向原告颁发了房屋的租用公房凭证,原告遂将户口迁入该房内。2003年11月10日,原告诉至法院,以未出售公房不准买卖为由,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迁出系争房屋。法院审理后认为,系争房屋属公房,当事人的私自转让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据此判令被告迁出系争的房屋。法院同时认为,原告明知公房不可出售,仍予为之,是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者,为此造成的被告房屋升值的机会损失(经评估系争房屋差价损失为115713元),故而在判令原告返还3.4万元购房款的同时,要求赔偿被告房屋差价损失115713元。

三、如果张某未得到受赠车辆,张某有什么权利可以要求救济吗

       [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笔者的观点]

【评析】

     
 笔者认为,法院在处理本案时,并未完全按照传统的无效合同处理方法,单纯地判决财产返还,而是以过错作为归责原则,同时要求过错方赔偿另一方房屋的差价损失,体现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其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基础在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必须解决赠与合同是什么类型的合同。确定了合同是什么性质,对于确定的合同成立、生效的时间和条件、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权利义务的实现均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司法机关、仲裁机关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合同的类型归属,然后确定争点,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而用合同性质之钥,去打开定纷止争之门。

     
 在传统的合同法中,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仅存在于合同生效后至履行完毕这一阶段。如果合同关系尚不成立或尚不生效,就无法以违约责任来规制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在合同因一方当事人缔约时的过失而致不成立或无效时,如何保护受损失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就成为违约责任不能解决的问题。缔约过失责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合同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理论分类。例如:1、根据法律是否对合同赋予特定的名称,将合同分为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2、根据当事人是否因给付而取得利益,可以分为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3、根据法律是否要求合同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和手续,可以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4、根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以分为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5、根据合同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主合同和从合同;6、从合同成立条件的角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

所谓赠与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把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经他人接受而生效的协议。其中,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当事人成为赠与人,受领财产的一方当事人成为受赠人。

     
 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先契约责任。我国立法未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但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就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即“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综合而言,缔约过失责任是指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赠与合同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普通赠与合同。例如前文提到的王某与张某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二、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的赠与合同。例如企业、个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做出的捐赠;三、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有的赠与合同不仅以书面形式订立,而且还由公证机关进行了合法有效地的证明。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有名合同、不要式合同,均无争议。理论界争议较大的是: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他们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实质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过程中的体现。缔约过失责任并不属于合同法范畴,而是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是债法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单方法律行为并列的第六种债的产生原因,当事人可依缔约过失责任形成独立的债权请求权。在目前的立法思维中,缔约过失责任被归入合同法体系中,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仅依靠合同责任是不能周密地保护缔约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正是基于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功能上的欠缺而成立的独立制度。

诺成合同,是指以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充分成立条件的合同,即一旦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告成立的合同;实践合同,是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在这种合同中仅有当事人的合意,合同尚不能成立,还必须有一方实际交付标的物的行为或其他给付,才能成立合同关系。实践中,大多数合同均为诺成合同,实践合同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少数合同,如保管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根据笔者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设定以及目前国内该项制度的立法状况,缔约过失责任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缔约过失责任是在缔约过程中,即要约生效后、合同生效前产生的民事责任。(2)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先契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先契约义务并非自双方一开始接触产生,而是在向合同关系有效确立的前进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它主要包括协力义务、通知义务、保护和照顾义务、保密义务、忠实义务等。(3)缔约过失责任是赔偿他人信赖利益损失的民事责任。(4)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

美高梅官方网站 ,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成立的要件不同。诺成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而实践合同则除当事人达成合意之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才能成立和生效。赠与合同同其他合同一样,经过要约与承诺,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等待交付赠与物,故为诺成性合同。在诺成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是当事人的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便产生违约责任;而在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只是先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不产生违约责任,可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为什么会存在争议呢,原因在于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具有撤销权的缘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之外的普通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正如本文前述,缔约过失责任是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故有过错一方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有过错为一般构成要件,所以缔约过失责任也应当具备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具体包括:(1)缔约人存在违反先契约义务的行为;(2)缔约一方违反先契约义务给对方造成了损失;(3)违反先契约义务方主观上有过错;(4)违反先契约义务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撤销权的设定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赠与合同确定为诺成合同,则相应的加强了对受赠人的保护和对赠与人的约束,又因赠与合同系无偿合同,如果对赠与人与受赠人给予同等保护,则会加重赠与人的负担。因此从利益衡量角度出发,赋予赠与人相应的撤销权,以减轻赠与人的义务。

     
 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后三个构成要件与侵权责任相似,并无理论上的探讨价值,笔者拟就违反先契约义务这一要件提出一些看法。

按照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任意地撤销赠与,具有单方的任意性,
因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便很明确了:如果王某在交车以前反悔,撤销了赠与,张某则不能够得到约定的小轿车。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但其违反的不是合同义务,而是先合同义务,这是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所在。先合同义务也称先契约义务,是指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以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必要注意义务,包括说明、告知、协力、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先合同义务是法定义务,该义务是法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缔约当事人在缔约阶段不受因缔约行为而致的损害设定。在缔约阶段当事人必须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无须当事人约定,也不得由当事人约定排除,系法律强加给当事人的义务。先合同义务是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所负有的保护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义务,即以不因缔约而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此利益通常是信赖利益。先合同义务不具有给付性,如保密义务、忠实义务等,这与以积极行为为内容的给付义务不同。先合同义务是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是随着债的关系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其目的在于促成合同的有效成立,只有缔约当事人尽到了先合同义务,合同才能有效和成立,达到当事人的目的。先合同义务事先不确定,先合同义务的承担因具体个案而不同,也随着缔约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关于先合同义务的存续期间,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但笔者认为,先合同义务只能产生于缔约双方存在合理的信赖之时,即以要约生效为准,至合同生效前,先合同义务一直存在。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开始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只有在此情况下,才可能基于彼此信赖而作出缔结合同的必要准备。此时,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基于诚实信用都应当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先合同义务此时产生。要约生效前,由于双方未形成合理的信赖关系,此时因一方过错造成对方损失的,如虚假广告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后果,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承担侵权责任。

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车辆(赠与物)没有交付前,赠与人可以任意地撤销合同,那么车辆(赠与物)交付后,赠与人是否也可以任意地撤销合同呢。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赠与物的交付标志着赠与合同予以履行,赠与物交付后,即表明赠与人履行了赠与义务,受赠人受领了赠与物,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双方之间的赠与权利义务随之终止。根据诚信原则和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性的要求,赠与人不能反悔,无权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物。但由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物无偿赠与他人,赠与人具有善意性,为保护该善意性和防止受赠人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对赠与人的有关利益实施恶意的侵害。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第一百九十三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某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以及台湾民法的有关条文,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包括如下类型:

如果受赠人具有以上规定的不法情形,则其行为与我国的公序良俗和传统伦理观念,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显系严重背离,属于人人忿恨的“恩将仇报”行为,因此,法律特意赋予赠与人、因受赠人违法行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某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原状。该情形下撤销权与赠与物交付前的任意性撤销权明显不同,具有法定限制性。仅在出现法定情形时,赠与人才能行使撤销权。

       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因此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车辆交付后,由于合同履行完毕,正常情况下,即便王某在交车以后反悔,张某依然可以得到约定的小轿车,除非张某作为受赠人,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不法情形。

     
 假借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是指当事人根本没有订立合同的目的,假借订立合同而损害相对人利益的行为,可见这种缔约过失行为只能是故意为之。

因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撤销了赠与,而是张某不能够得到约定的小轿车。张某如果受到损失,是否可以寻求权利救济呢。由于赠与人的撤销权分为任意性撤销权和限制性撤销权,因此,张某因赠与合同撤销所受的损失,也应当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在赠与物交付前撤销赠与的情形下,由于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双方经过要约、承诺,形成合意,则赠与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虽然赠与人具有法定的撤销权,但如果张某为签订合同付出了必要的费用,如交通花费、或者为接受赠与物而实施了准备工作,如修建停车场所、预交有关费用,致使其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则张某有权要求王某赔偿有关损失。在赠与物交付后撤销赠与的情形下,由于该撤销的发生前提条件须是张某具有侵犯违背赠与人利益的行为,故赠与人或因受赠人违法行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某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在法定期限内撤销赠与得到法律支持,则张某应当返还车辆张某返还车辆所受的损失,按照“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利”的原则,由张某方自行负担,无权主张相应权利救济。

       2.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

因此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张某未得到受赠车辆,张某的权利救济需要分清情形:一、在赠与物交付前撤销赠与的情形下,张某有权要求王某赔偿有关损失;二、在赠与物交付后撤销赠与的,因该撤销赠与的前提是张某实施了法定的侵犯违背赠与人利益的行为,故张某无权要求王某赔偿有关损失。

     
 这是违反忠实义务和保密义务之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为订立合同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商业秘密的,对方应当对此给予保密,而不得为自己利益而不当使用,否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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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故意隐瞒和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

     
 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当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属于欺诈行为,无论欺诈行为是否导致合同无效,只要造成对方损失,就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哪些事由可以令赠与合同终止?

       4.因一方过错而造成合同无效、被撤销的

赠与合同(公民类附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里合同法没有指出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由于请求权基础不同,请求赔偿的范围不同,如果是缔约过失责任,仅仅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侵权责任应赔偿全部实际损失,合同上的请求权涉及履行利益的赔偿问题,因此没有过错的一方请求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必须要以特定的请求权为基础。笔者认为,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就通常而言,在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一方或双方所具有的过错主要是指因为一方或双方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这些过错仍然发生在缔约阶段,属于缔约阶段的过错,理应归类于缔约过失责任。

房屋赠与合同(一)

     
 5.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如违背初步的协议或许诺,违反有效的要约邀请,要约人违反有效要约以及无效代理等

       四、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责任形式

     
 关于损害赔偿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形式,理论界存在争议的是:责任形式是否还包括返还财产。在合同已成立、生效,且一方或双方已履行后又因法定事由被宣告无效,将会发生两种民事责任:一是损害赔偿,二是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否应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一种承担形式,笔者认为,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已不存在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从对方取得的财产,因缺乏合法的依据,构成了不当得利之债应相互返还,此种观点也是王泽鉴先生在《债法原理》中所倡导的。可见返还财产之责任与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不同的。合同因缔约人的过失行为被宣告无效,导致了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产生和财产恢复原状,前者是缔约过失之赔偿责任,后者是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因此,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形式仅限于损害赔偿。

       五、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如何确定,理论界争论很大,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1.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而不应包括固有利益(此观点也系王利明教授所持)

     
 固有利益又称维持利益,是指缔约人的人身或财产不受他人侵害所享有的利益。行为人未尽先合同的注意义务,造成无过错方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通过侵权行为法加以调整,如果将损害固有利益也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加以解决,势必混淆了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

     
 所谓信赖利益是指一方因信赖另一方会与之订立合同或合同有效而受到的损失。信赖利益的损害是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信赖”应当是合理的信赖,意味着当事人虽处于缔约阶段,但缔约人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缔约行为,已使相对人产生了足够的信任,以致相对人相信其会善意地与自己缔约,并促使契约有效成立,并因这一信任从而作出了相应的缔约行为,并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如果从客观的现实条件看,相对人并不可能产生足够的信赖,即使支付了大量的费用,这些费用也不属于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

       2.信赖利益应当包括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

     
 积极损害即所受损害,如订约费用及准备履约的费用等。消极损害也即所失利益,表现为丧失与第三人另订合同机会所产生的损害。判断是否为丧失订约机会必须严格把握以下三个条件:(1)受害人与过失人之外的第三人存在订约机会;(2)受害人与第三人丧失订约机会系由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的;(3)订约机会的丧失必须是基于对违反先合同义务人的缔约行为的信赖而产生的。

       3.信赖利益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

     
 履行利益是无过错方在合同有效并获得完美履行状况下得到的利益。信赖利益仅产生于缔约过程中,是对无过错方因对方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进行的补偿。如果信赖利益的赔偿超过了履行利益,则应属于受害人的意外获利,这与受害人的预期目的是不相符的。

       以上是笔者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一点肤浅的概括和总结。

     
 反观本案,原、被告就系争房屋进入缔约阶段后,按诚信之原则,双方均负有协作、告知、保护、忠实等先契约义务,从而确保合同能有效确立。然而本案系争房屋系租赁公房,原告并非所有权人,按现有的制度,该房根本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原告作为出售方却隐瞒了此项重要事实,显然违反了告知义务。在当时的条件下,原告也完全有能力按照有关政策将承租的公有住房购为售后产权房,从而成就双方交易有效的条件,原告却未积极为之,显然又违反了先契约义务中的协作义务。原告违反先契约义务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合同被确认无效,而被告因为信赖该合同能获得有效履行,而丧失了与他人订立购买同一地段同类型房屋合同的机会。此时由于房价上涨,被告若再行向他人购买相同的房屋,势必多支出115713元,此项费用系被告信赖利益的损失,该损失的造成与原告违反先契约义务具有因果关系,原告理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被告相应的差价损失。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基于缔约过失责任承担的赔偿范围仅限于被告信赖利益的损失,而本案原告付给被告购房款3.4万元系基于双方因合同无效而形成的不当得利之债,理由是合同无效后,当事人之间便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从被告处取得的购房款便因缺乏合法的根据而成为不当得利,所以应返还给对方。

       (作者系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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