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个样本的追踪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成人发展路径,幸福研究

哈佛学者范伦特是美国着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学家,他是哈佛项目——成人发展研究(the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的主要领导者。范伦特用了76年的时间研究人类幸福的定义。

人们总是因为这些那些原因喊着自己不幸福,如何获得幸福似乎成为了人类永远在探索的科目之一。如今有一群人用了80年对700多名校学子做了所谓的“幸福研究”,得出了幸福的答案。你,不进来看看吗?

在哈佛成人研究的75年间,他们追踪了724位男性,年复一年,询问那些受访者的工作、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这724位男性来自两个样本,即268位哈佛学生样本和456位核心城市样本,后者的社会经济阶层和前者相比要低得多。范伦特还选取了90位特曼女性样本,试图来讨论性别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范伦特认为,在这三个样本的追踪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成人发展路径,即首先是掌握亲密的任务,然后是职业巩固任务,最后是繁衍的任务。他认为在整体上这些任务必须按顺序掌握,因为它们依次要求自我达到越来越复杂的整合水平。范伦特通过一些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先达成亲密,那么他在工作领域是很难成功的;而除非个体首先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否则很难成为一名导师并且带着繁衍性的关心去成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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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似中国人所说的先成家后立业,因为职业巩固的内在要求是满足、承诺、补偿和胜任感,这需要个体首先能够学会建立亲密关系,用范伦特的话说就是以一种双方都能享受的方式使个体与另一个人互相分享自我。这种要求更多在于内心,而非外在现实。

哈佛大学的“格兰特研究”是对健康人生活的研究,研究他们如何获得了幸福的人生。研究负责人范伦特在书中以一种“诗性科学”的方式,综合比较了当时三个著名的样本:大学样本,出生于1920年前后;核心城市样本,出生于1930年前后;特曼样本,出生于1910年前后。前两个基于哈佛大学,后一个基于斯坦福大学。这三个群体都分别被研究了超过半个世纪。

范伦特有着积极的信念,他相信通常所说的青春期危机、中年危机、老年危机都只是发展的副产品。他认为,这种发展危机不可避免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在成年生活可以通过内化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来让自我变得成熟。在他的三个样本群体中,大约只各有10%的成员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掌握这三个任务中的任何一个。范伦特在书中举了很多真实例子,有发展成功的,也有发展失败的,有些是发展开始成功而后停滞的,也有停滞到四五十岁后重新开始发展的。他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样板,读者可以在这些例子中看到自己及自己的可能。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我的智慧,他认为自我的本质就是努力掌握、整合以及赋予经验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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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官方网站 ,大学样本

1938年阿莉·博克(Arlie Bock)和克拉克·希思(Clark
Heath)在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中心着手开始了格兰特研究(大学样本),由慈善家威廉姆·格兰特(William
T.
Grant)支持。博克这样描述研究的目的:“传统上,医生们是在各种问题出现后开始治疗病人。卫生部计划改变这一程序,并且将尝试分析影响成为正常年轻人的力量……大家都承认疾病需要治疗,但很少有人明确考虑过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调查来研究人们如何保持健康并做得很好……需要大量事实来取代目前的推测。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是应做什么,而不是不应做什么。”

被试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在选择的过程中,每个班都有40%的学生被排除在外,他们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是否能顺利毕业等(这意味着他们在一年级的平均成绩是C+或更低)。健康服务中心对每个班剩余60%的学生进行筛查,大约一半的学生因为生理或心理紊乱而被排除。每年留下的大约300名二年级学生都被提交给学院院长,他们从中选择了100名他们认为“健全”的男孩:用博克的话说是“可以独立自主的”,或者用新生教务处长的话说是“那些我们会因为录取了他们而高兴的男孩”。每年被选出的100名的学生中,大约都有80名同意参加该项研究。从1938年到1942的四年间,一共有268名大二学生被选入研究。他们每两年填写一次问卷,每五年接受一次体检,每十五年被访谈一次。

当用学业成绩(SAT)评估他们时,他们的成绩在高中毕业生的前5%~10%,但是他们的平均成绩并不高于其他有能力的大学生。尽管他们在智力上不再优于自己的同学,但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有61%的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他们的同学只有26%的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76%的人进入研究生院,这个比例也高于他们的同学;参与研究的学生中,体育型体质(坚实的肌肉)的人数是其同学的2倍,98%的人是右利手;有一半的人是家中的老大或独生子。

大学样本的所有成员都是白人男性,这反映了1940年哈佛大学学生群体的构成。从社会经济学上讲,他们来自一个特权阶层,但并不都是这样。在1940年,他们当中有1/3的人其父母的年收入超过15,000美元,但每7位中就有一位父亲的年收入少于2,500美元。如果说他们的父亲中有1/3的人是专业人士,但他们的父母中也有一半的人从未大学毕业。大约一半的人上大学前在私立学校上学,但大约一半的人在大学里有奖学金和/或不得不在整个学期都工作,来赚取至少一部分学费。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都明显好于大规模人口的情况。到65岁时,大学样本的死亡率只有预期同龄白人男性的一半,是他们哈佛同学的三分之二。并且他们有着公司经理的收入和地位,却开着破旧的汽车,追求大学教授的习惯、政治观点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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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城市样本

456名核心城市样本成员也都是白人男性,代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他们在初中时被选为一项前瞻性研究的对照组,他们在14岁、25岁、32岁和47岁时被访谈。该项研究在哈佛法学院实施并最终写成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青少年犯罪揭秘》。

1939年,格卢克夫妇得到了资金支持来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这项研究是为了对犯罪青少年和在社会经济上与他们匹配的未犯罪同龄者之间进行比较。从1940年到1944年间,格卢克夫妇从波士顿内城的学校选择了核心城市样本,选择的基础是这些学生没有严重犯罪。这些男孩的平均智商是95,他们当中有61%的人的父母出生在国外(70%的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意大利、爱尔兰、英国或者加拿大。令人费解的是,格卢克夫妇在这两个样本中都排除了黑人)。尽管这些男孩们是因为没有犯罪而被选中的,但实际上他们中有26%的人曾经被逮捕过——通常是因为醉酒或轻微的不法行为——19%的人至少在监狱中待过一天。这些特征更多是证明了他们最初的社会弱势,而非不寻常的反社会倾向。

核心城市样本的男人中,有一半的人童年时生活在明显破败的贫民窟。有一半人的家庭被五个或更多社会服务机构所熟知,超过2/3的人的家庭在近期领取了社会福利。为了与犯罪青少年相匹配,1/3的核心城市样本男性的智商低于90,25%的人留级过两次或更多。尽管低水平的平均智力使他们无缘于波士顿优秀的公立高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这些男性成熟后显示出了明显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他们的父母只有10%的人属于中产阶级(第II和第III社会阶层),而他们中却有51%的人在47岁时成为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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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女性样本

研究的第三个数据集由90位女性(特曼女性样本)组成,也是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关于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天才儿童研究的672位女性的一个代表性子样本。特曼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育学教授,他对比奈智力测验进行改编使其适用于美国,从而使“智商”一词家喻户晓。从1920年到1922年,特曼尝试识别出加利福尼亚城市所有智商等于或高于140的儿童。他重点选择了加利福尼亚的三个都市区:大奥克兰、大旧金山和大洛杉矶。

特曼女性是早熟的孩子,她们走路和说话分别比同学早1个月和3个月。比起其他同学,她们中有更多人是母乳喂养。20%的人5岁前学习了阅读,60%的人在16岁或更早就高中毕业了。她们的高智商(平均智商151)没有阻碍她们的心理发展。相反,她们的心理健康明显好于其他同学。在人格特质方面,她们显著地表现出更多的幽默、常识、坚持不懈、领导力,甚至更受欢迎。她们像其他同学一样会结婚。她们的身体也更健康:她们有更好的营养、更少头疼,以及更少的中耳感染。她们的兄弟姐妹在童年时期的死亡率只有其他同学的一半。到了78岁,她们的死亡率只有同年出生的美国白人女性预期死亡率的一半。

这些高智商女性的机遇充满悖论。一方面,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大约10岁前是没有选举权的;另一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费很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都是每学期25~50美元),聪明女性被期待获得大学学位。一方面,在她们20岁时经济大萧条开始,30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向这些女性施加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她们获得工作的范围和机会是有限的。当被问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她的工作机遇时,一位在伯克利接受教育的特曼女性回答:“我终于学会了打字。”

特曼和他的继任者们,随访了这些天才被试七十年。特曼男性和女性每五年进行一次问卷调查,在1940年和1950年进行了个人访谈。1940年,特曼访谈并再次测验了所有被试。除了死亡,当时的流失率总共只有2%。到1986年,在追踪了六十五年后,除死亡之外的流失率仍然低于10%。1987年,卡洛琳·范伦特(Caroline
Vaillant)和我从特曼最初的672名女性样本中选取了90名有代表性的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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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样本的追踪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成人发展路径,幸福研究。三个样本的比较

虽然关于成人发展研究的三个样本相对来说是同质性的,但这三个样本是非常不同的。有30%大学男性样本的父亲属于第I社会阶层(医生、成功的律师和商人),而核心城市样本中,没有一位男性的父亲属于这一阶层。核心城市男性样本的父亲中有31%的人属于第V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不满十年的、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工),而大学样本中没有一位男性的父亲属于这一阶层。特曼女性的父亲们大部分属于中产阶级或者有技能的劳工(第III或IV阶级)。她们当中很少有人的父亲像大学样本那样属于特权阶级或者像核心城市样本那样处于劣势地位。例如,特曼女性的父亲中只有一位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工,他是一位农民,为了让自己天才的孩子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他选择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一名看门人。

特曼女性的父亲平均受教育时间是十二年,大学男性的父亲平均受教育时间是十六年,核心城市男性的父亲平均受教育时间是八年。15%特曼女性的母亲和32%大学样本的母亲上过大学,核心城市男性的母亲没有一位上过大学。特曼女性的平均智商(比奈)是151,大学男性的平均估算智商是130~135,核心城市男性的平均智商(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是95。

标准化智商测试显示,特曼女性的孩子明显比社会及经济方面更优越的大学男性的孩子更有天赋,这一事实最能证明特曼女性的高智商源于其生物学潜质,而并不是环境的产物。特曼女性的孩子智商超过170的可能性是偶然概率的75倍!(尽管负性的环境因素能够极大地降低智商测验分数,正性的环境因素对智商测验分数的提高却只有几分。)

67%的特曼女性、90%的大学男性,以及10%的核心城市男性大学毕业。35%的核心城市男性受教育年限少于十年,而24%的特曼女性和76%的大学男性进入研究生院。然而,与特曼研究中的男性后来进入杰出的学术或职业生涯不同,同样聪明并几乎接受了同样良好教育的特曼女性的才华,明显没有被社会充分利用。她们的收入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至少有253名特曼女性大多数时间里从事全职工作。这些一直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天才女性平均最高年收入和那些受教育不足且往往是智力低下的核心城市男性是一样的。

高智商带给特曼女性最大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她们当中只有75%的人有孩子,她们拥有孩子的平均数量是1.8个。相反,大学男性样本平均有3个孩子,而核心城市男性样本中平均有4个孩子。在职业上最成功的30位特曼女性中只有5人成为母亲,作为一个群体,这30位女性只生了7个孩子。

这三个样本单独拿出任何一个都不能代表总人口,但这三个样本确实各自具有非常不同的社会价值,而且他们的出生时间序列相隔达到二十年。然而,每个样本内部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如此,组间相似性和组内差异性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美国人样本。

乔治•范伦特(George E.
Vaillant),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格兰特(Grant)幸福公式”研究负责人。格兰特研究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也最全面的精神心理健康研究。该研究始于1938年,并仍在继续。主要著作包括:《自我的智慧》《如何适应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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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伦特的成人发展模型

成人自我发展最重要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掌握亲密,然后是职业巩固,最后是繁衍。我相信,整体上(虽然也有很多例外)这些任务必须按顺序掌握,因为它们依次要求自我达到越来越复杂的整合水平。全是男性的大学样本和核心城市样本都已经显示出这个理论是有效的。我将在书中呈现一些实证来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先达成亲密,那么他在工作领域是很难成功的。第二,也是更确切的,除非个体首先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否则很难成为一名导师,并且带着繁衍性的关心成就他人。正如存在主义者可能说的:我们成为我们所做的。

在此,对我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说明这些发展步骤同样适用于女性。当然,在任何社会中给予女性能力感和同样给予男性能力感的职业角色是不同的。例如,如果作为家庭主妇的特曼女性在65岁时在“像过去一样”“之前计划好的”“现在我希望”这三个职业选项下都选择“家庭主妇”,就代表了职业的巩固。相反,一位从未管理好亲密关系的大学男性是一位经济上成功的内科医生,但他缺乏承诺。他从事医学只是为了钱,而在哲学上他更喜欢基督教科学。因为该男性抛弃了四任妻子而且不对孩子们负责,所以他也没有资格做“家庭主妇”。在整个一生中,他的自体感都在摇摆,就像《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罗曼总是感到“一种暂时的”自己;也像威利·罗曼一样,他什么都没有创造,他“在这世上什么也没有”。他是不成熟防御机制的慢性使用者,在50岁时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总之,对他来说,结婚和作为一个注册医生很容易,但是没有自我发展的这些成就,就如空响的锣或叮当的钹一样,他从未发展为一位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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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亲密的任务,是进入成人发展的大门。出于研究目的,我将“亲密”定义为与另一个人以互相依赖、负责及亲密的方式一起生活十年或更久。对于特曼样本中的几位单身女性来说,另一个人是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对参与研究的男性来说,另一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妻子。

职业巩固的任务被定义为有清晰的、专业化的职业认同,以承诺(commitment)、补偿(compensation)、满足感(contentment)和胜任感(competence)为特征。这四个词汇将职业与工作区分开。如同作家艾米莉·汉考克(Emily
Hancock)所言,“有家和婚姻并不足够……我想确保我的胜任感,我想擅长某事,获得一种可衡量的技能。”

繁衍,意味着持续地为他人的成长和幸福承担责任。根据社会提供的机会,繁衍可以是做一名顾问、指导、导师或者在一个更大的社会里做年轻人的教练。

一位繁衍性的青少年教练或父母,与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或一位历史学会主席是有很大区别的。繁衍性的个体以一种直接的、未来导向的关系关心着某个人——比如,作为学生的导师或老师。相反,意义守护者代表过去的文化成就,并且带领人类群体、组织和团体保护过去的传统。智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的作用,与繁衍性运动员教练是非常不同的。相似的是,简·文杰和劳伦斯·柯尔伯格在关于成人自我及道德发展的著作中也提出,随着成熟,运动员变成教练,教练变成裁判。

就如卡罗尔·吉利根强调的那样,关怀和正义一直是人格的不同维度。然而,如果有一天,任一维度成为一个性别而不是另一个性别的责任,那将是人性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智慧比正义更合适一些;它的价值负荷更少。我们都更喜欢智慧的所罗门王而不是莎士比亚所说的“公正……严厉的眼神和修剪整齐的胡须,充满智慧的格言和现代实例”。然而,没有正义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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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

工具性的婚姻或性行为与亲密任务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埃里克森最初对亲密的构想是“与所爱异性伴侣互相的性高潮”,后来他补充道,“无论如何都不是单纯的性事”。当然,“相互的性高潮”这一概念没有描述出掌握持续的成人依恋这一特性。结果是,一些反社会者比那些成熟的、高度亲密的伴侣更能获得“相互的性高潮”。但是,如果把相互的性高潮看成一个隐喻,即一位成年人愿意对另一位成年人的脆弱负责,同时允许另一方给予回报,那么埃里克森就是正确的。如果个体把相互性高潮的能力看成一种用以识别与另一个人生理上的、负责任的、相互的亲密关系的象征——那么它是有效的。伴侣双方都愿意享受将早餐给对方带到床上,以及接受对方将早餐为自己带到床上,确实是说明相互依赖的更贴切方式,这种相互依赖是埃里克森(在他之前是弗洛伊德)尝试表达的。毕竟,与对待性一样,亲密还涉及对待独立性、攻击性及自主性。就自私和无私之间的矛盾而言,亲密以一种双方都能享受的方式使个体与另一个人互相分享自我。

有一种传统的信念是,男性在达成亲密前必须达成同一性,而女性为了达成同一性必须先达成亲密。我相信这一观点是文化的产物。如果一个男人相信在他有经济能力供养一位妻子前必须离开家,如果社会只允许女人在找到一位有经济能力供养她的丈夫后才能离开家,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信念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自我发展。当然,女人也许不想找一个还没准备好离开核心家庭的男人,所以她们倾向于嫁给已经离开家的男人。在过去,也确实是婚姻才允许一位经济独立的女性离开她的核心家庭,所以她可能需要嫁给一位有好工作的男人。但是,这些考虑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发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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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巩固

职业巩固与青少年形成同一性的任务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达成独立的同一性,青少年只需要对自己有价值。相反,职业巩固还需要形成社会也认为有用的同一性。成人的发展需要在整个一生中“新陈代谢”及同化他人。内化的父母价值观(尽管是高度选择性的)在青少年同一性中起着重要作用。相反,父母的教导在创造职业同一性中很少被认为是重要的。职业巩固反而是通过内化一系列新的良师益友实现的。幸运的话,内化那些我们所崇拜的人永远都不会太晚。

就自我发展而言,职业巩固的任务涉及实现一种职业认同,同亲密一样,反应了一种互惠性。对于职业认同来说,个体带来胜任感和承诺,得到满足感和补偿。例如,上述职业巩固的四条标准,以下每种职业调节都有一条没有达到。有满足感且有承诺的研究生,缺少胜任感。将青少年时期的爱好保留到成年的业余高尔夫球手、未发表过作品的诗人或孤独的鸟类观察者,没有补偿。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她镀金的婚姻牢笼里有胜任感也得到了很好的补偿,但她像一位不快乐的华尔街律师,觉得自己像卖淫,感觉不到承诺,对自己的“收入”没有满足感。

有人可能会说,在一个成人发展模型中添加职业巩固任务只适用于现代技术社会,或者只适用于受过教育的中上层职业阶级。但成人发展研究的发现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自我发展是社会生物学的反映,而非文化反映。如同爱的作用一样,工作的作用对于周围世界的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千年前引领学徒成为熟练工,熟练女工成为优秀熟练女工的中世纪等级制度与今天引领医学预科生成为住院医师进而成为专家的路径一样清晰。狩猎采集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依然将承诺和仪式性的快乐带到手上的任务中。几个世纪以来,村庄女族长回首自己的生活,也会在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成就中看到满足、承诺、补偿和胜任感。

研究女性发展的近代流行作家已经指出,埃里克森所说的目标或其他作者所说的自我实现是成人发展的本质,超过了亲密。

在家庭之外工作的特曼女性,与仅仅作为一名家庭主妇达到职业巩固的特曼女性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差别。她们在65岁回答问题时,300名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的职业女性中,只有5%的人说希望自己主要是一名家庭主妇;而300名没有职业的家庭主妇中,有30%的人说希望自己有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换句话说,特曼女性希望得到工作通常超过希望操持家务。更重要的是,实现这些职业的特曼女性在回顾时都很高兴。诚然,大部分对有偿工作满意的女性也是成功的家庭主妇。

当然,很多男人和女人从未觉得自己有权利去闯一闯。职业专业化有一个品质是“自私”,这一品质有摧毁这一任务的危险。但是,如果对成功和自私的害怕是对两性都有影响的现象,社会和生物学却更支持男性有这种自私。因此,汉考克警告道:

女孩的青春期出现较早,此后生长开始滞后;男孩在青春期后开始全面成长。他在体重、身高及肌肉力量方面都追上并超过她。第一次,男孩比女孩更庞大、强壮。她的身体变柔软,而他的身体变结实。他日益强壮、聪明、声音响亮,而她越发觉得虚弱和不确定。男孩在青春期的变化预示着控制能力的增长,女孩在青春期的变化一再地表明养育的委托和克制的需要。他的青春期经验是力量的增长,她的青春期经验是危险的增加。

这段引用可能会让读者觉得老套。但是,女性太多时候会将这些增加的危险与禁令相混淆。睾酮使成为第一和竞争变得有趣,雌激素却不会。当年轻的亚瑟从石头中拔出亚瑟王剑,将其从湖上夫人那里夺来时,他知道自己会成为国王。相反,白雪公主得到了卓绝的美貌却只是悲伤地得知她处于死亡的危险。吉卜林写道,“独自旅行的人走得最快。”但这种自私对于很多负责任的女性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就职业发展而言,容易怀孕是又一个障碍。养育孩子给许多女性制造了“关机时间”事件,而且使她们的成人发展和没有这种事件出现的其他情况相比,不那么有序。一个被调查者说,“要将另一个人考虑到这种程度意味着自私不了。我无法选择不成为这个婴儿需要我成为的任何事物,不管我是不是累了、病了,还是感到孤单……从生活安排的优先顺序可以看出,我认为他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连索尼娅·托尔斯泰成为一名幸福的妻子和妈妈的职业诉求都被13次怀孕破坏了。另外,有家庭的职业女性的“两班倒”这一议题使两个任务都更加困难。与男人不同,职业女性通常必须承诺两份全职工作——家庭和职业。

长远来看,特曼女性被排除在职业的个人选择之外,对整个美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即便是像我猜测的那样,他们的丈夫、父母和孩子获益了。来考虑一下路易斯·特曼自己的两个智力天才的孩子。他的儿子和女儿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都结了婚。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位院长,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学院院长,也是硅谷之父。他那位天才的女儿也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却是一位不快乐的学生宿舍电话接线员。

成熟的成人发展的一个任务是,在适应荷尔蒙变化和社会要求的同时,也必须做出补偿。在英吉·布雷尔曼(Inge
Broverman)及其同事的著名研究中,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男性和女性都赋予了理想男性一串特质(独立、理性及自我定向),也都赋予了理想女性一串不同的特质(温暖、情绪表达及联系性)。然而,前瞻性研究发现,到中年时女性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任务是,重新找回潜伏期孩子所具有的特质:独立、理性和自我定向。重新发现这些优点,通常成为女性中年发展中令人兴奋的方面。同样,对于男性来说,在中年期恢复一些在青春期被荷尔蒙及社会否认的成熟特质会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如温暖、情绪表达及联系性。总之,对被生物和社会原因所抑制的技能进行补偿的发展性需要,可能会使职业巩固成为女性更为关键的发展任务,而繁衍成为男性更关键的发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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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意义守护者)

自我的发展是阶段性的,关心在智慧之前。我们都能想象没有智慧的关心,却不能想象没有关心的智慧。智慧,与关心不同,意味着不站队。所罗门王及《威尼斯商人》中波西娅法官的例子表明,真正的智慧需要关心和正义相融合。

为此,除职业巩固外,我还在成人发展的心理社会任务序列中加入了意义守护者。我相信,实现意义守护者的角色是年长成人智慧的一个客观指证。因此,意义守护者关注人类的集体产物——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及其机构——而不是孩子们的发展。就如另一位大学被试在55岁时说道,“‘薪火相传’及向孩子们展示文明的价值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其重要性逐年增加。”在写到“繁衍”时,约翰·科赖观察到一位潜在导师的最终目标必须包含文化和追随者两者,而且需要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据此他区分了关心和意义守护者这两个任务。如果一位导师对他的学生投入过多(繁衍),“他忽视并稀释了文化的核心标志。但如果保护文化是主要的(意义守护者),他就成了匿名的学徒容器。”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刻板”是这一阶段的反义词。

意义守护者的一个工作面是区分哪些个人所有物可以被返回到文化信任。作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亨利·福特以他具有繁衍性的创造物——福特汽车公司将美国小镇扯得四分五裂,又尝试将美国的过去保存在他伤感的建筑——绿地村(Greenfield
Village)里:一座关于“福特T型车发明前新英格兰是什么样子”的博物馆。中年时期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是佳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开创者,而且是一位太平洋最远角落全球航线的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在生命晚期,为了保护他曾经参与并使之陷入危险的香格里拉而致力于全球保护运动。批评家可以指出这两个有争议的人的种族偏见,从而指出他们潜在的刻板。

我想通过一个模型来描述意义守护者,这个模型是由普林斯顿项目55提供的。这个项目是由一些中年晚期的普林斯顿毕业生和约翰逊基金会在1989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发起的,有12所大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些人在50岁后期希望资助年轻人“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聚集于系统变化而不是治疗症状,鼓励和利用社区参与,没有党派倾向。”这些50~60岁组织者们的信条和呼吁如下:“在我们50过半时,我们准备贡献一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保护和提高这个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的世界。我们相信,用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可以找到困扰我们社会和世界难题的方法……我们一起成熟……我们一起置身其中。有太多需要去做的。请加入我们。”该项目从建立之初就不只是伪善的花言巧语。在创建者们积极的指导下,项目55支持年轻的实习生们为公立学校改革、社区赋权、环境防护基金会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工作一年或一个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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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是自己的地方,它本身能够把天堂变成地狱,把地狱变成天堂。赵旭东、武志红、张怡筠推荐:幸福我来答!

书名:自我的智慧作者: [美] 乔治•范伦特

译者: 张 洁 / 宋欣欣 / 童 俊

审校:缪绍疆

定价: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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